
由此可见,中国特殊的人口流动状况,是导致这次抗疫风险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巨量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组数据,武汉市大约有1500万的管理人口,常住人口是1100万,户籍人口是906万。这样就等于我们将面对三个口径的人口统计数据,管理人口、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。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管理人口,在很多城市都往往超过了常住人口。例如,深圳市的户籍人口约500万,常住人口突破1300万,而号称的管理人口超过了2000万。
痛定思痛,是时候反思人口流入城市的落户政策了。可以假设一下,如果解决了长期在人口流入城市就业的外来人口的落户问题——即使不在大城市主城区,而是在周边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,就会减少多少人口流动性的社会压力呢?那么对解决当地疫情可能引发的其他社会性危机会减少多少负担?会对全国其他的城市和地区又会减轻多少压力呢?应该说,无论从本地,还是全国出发,都会大大降低经济社会成本。
二是公司质量。魏刚认为,公司质量是一个板块的生命力,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。对于如何把好上市公司质量关,魏刚提出了三个方面:首先要坚守科创板的定位,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必须要突出,必须要有较强成长性;其次要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成本,落实好各方的责任;最后要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。魏刚提到,目前招股说明书的质量整体不高,没有很好地体现专业水平,没有突出投资决策的有效性。
“像野兽一样”打开李家大门,时间似乎静止在某一刻。大厅墙上的日历仍是1998年的,卧房摆着20年前的饼干盒,房子二层没通电,李春兰偶尔回家时,只有靠蜡烛或手电筒照明。现在,蜡烛也少用了,因为担心着火。这套房子太过脆弱,一踩二层地板,脚下吱呀作响,有的地方已有裂痕。李春兰时不时请人帮忙拍屋顶的照片,“上面的漏洞比前几个月又大了,拍下来问问师傅,等父亲回来再找人修”。
本文中,我们利用Wind口径的城投企业的带息债务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构成,2017年的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0.1万亿元。而到了今年7月底,隐性债务的规模达到了32万亿元。同时可以发现,审计署和全国人大所统计的或有债务规模,远小于以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为代表的隐性债务规模。这是因为官方数据仅仅把明确要地方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务算了进去,而这些企业与地方政府直接关联,他们的任何债务出现问题,地方政府都要受到影响。
不过,九鼎董事长吴刚也承认,最近两三年以来,资本市场监管开始加强,被证监会调查的企业有上百家。而九鼎业务广泛,尤其金融业务不少,旗下有PE机构,所以监管层检查较多。在业内人士看来,这一反馈信号意味着九鼎投资参投的其他IPO项目可能也将接受此类问询,而这将给相关拟IPO企业的上市带来麻烦。